米柱手持奏折，躬身出列，将奏折高高举起。
朱由校看见米柱也有本奏，觉得奇怪，说道：“呈上来！”
自有御前小太监将米柱的奏折逞上，原来是他正式请辞蓟辽总督的奏章，以前是密折，只是君臣沟通的一种手段，现在才是正式的。
这虽然是既定的事，但朱由校还是故意的一问：“爱卿在蓟辽总督位上干得好好的，成绩有目共睹，为何请辞？”
这么一句，就是要引出注明一点，这是米柱自己请辞的，不是朝廷要求的。
米柱说道：“臣只是厂卫提督，并非朝廷将领，出任总督，只是形势危急之下的无奈之举，现在朝廷形势好转，朝廷可以选用优秀贤能任之，方是正确之策，况且臣也没有三头六臂，也做不了这么多的事呀！”
朱由校道：“这确是一个问题，朕边需要维新在身边听用呀，如此吧！记满你两年勤，保有后都督衔。”
米柱道：“谢主隆恩！”这件事在米柱身上尚好，在其它人的身上，简直是绝大的灾难，不说谢恩，哭都哭不出，后军都督，只是一个虚衔，抬高级别领俸禄的方式，这才可以让他一三品武官出掌蓟辽总督，如果是从文官中选人，级别又不够的，就会加都察院御史衔或六部尚书衔。
现在米柱所幸保有厂卫提督的差事，还算尚有活干，不至于连栖身的衙门也没有。
都说大明重文轻武，但怎个重法？孩子没娘，说来话长。
至正二十一年，还是吴王的朱元璋于龙湾之战击败陈友谅后，废除了行枢密院，设立大都督府，以亲侄子朱文正为大都督，统领麾下将士。
那时的明军，真个血勇彪悍，可以在战场之上正面与号称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正面硬拼硬撼，相当能打。
至正二十三年，在洪都之战中立下了大功的朱文正因不满朱元璋有功不赏而密谋发动叛乱，虽然朱元璋接到密报后及时处置了朱文正，但他还是决心消除大都督权势过重的隐患，所以他在大都督府增设了左、右都督。
大明建立以后，军权集中在大都督府的少数将领手中显然与太祖皇帝朱元璋加强皇权的想法背道而驰，所以对大都督府进行分权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分大都督府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各一名，正一品。这样，五军都督府就继承了大都督府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掌管着除亲军十二卫之外的所有卫所，但是却失去了调兵的权力。
明军武将之权被削得狠，战斗力开始下降，不复当年追着蒙古人打的血勇。
即便如此，从洪武十三年至正统十四年，五军都督府的权力仍然很大，卫所将领的选拔和更替、卫所士卒的操练、管理军户屯田和军事情报的获取都由五军都督府掌管。此外，事关帝国安危的重大军事行动都需要皇帝和五军都督府的都督们商议后才能决定。
五军都督府权力很大就意味着兵部地位的低下，不仅重大军事行动的商议兵部不得参与，就连五军都督府的事务兵部都不得干预。这样，兵部实际上就相当于是皇帝向五军都督府发布调兵命令的信息传达机构。
但是，随着宣宗于宣德十年正月突然驾崩，三杨内阁乘英宗朱祈镇年幼之机将兵部尚书王骥扶上了麓川之役明军主帅的位置，这是兵部第一次触碰到了军事指挥权。
在王骥的率领下，明军接连三次确定麓川之役的胜利，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兵部文官充分展露出了自己驾驭战争的能力，只是有大量战功卓著、爵位在身的武将坐镇五军都督府，兵部地位的崛起依然阻力重重，这种情况下，土木堡之变的发生为兵部地位的崛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俘，参战的二十万明军损失过半，武将勋贵集团的中坚力量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等人和经过他们悉心调教的新生力量尽数阵亡。
而接下来的京师保卫战中，兵部尚书于谦却以一己之力挽狂澜，这就给世人心中留下了一种关键时刻还得靠文官的印象。所以景泰帝登基后，以于谦提督京营，兵部地位开始崛起，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开始逐步削弱。
景泰年间，每遇重大军事行动，朱祁钰都会跟于谦商议，并且卫所将领的选拔和更替、卫所士卒的操练都被收归兵部，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就只剩下了管理军户户籍和屯田等，兵部地位已然崛起。
英宗朱祈镇这胡汉三又回来后，虽然通过废除于谦所设团营、召回天下镇守文官等办法打压兵部，但是随着坑爹的石亨以图谋不轨被诛，大明彻底由文武并重转向重文抑武。
成化、弘治年间，管理军户户籍的权力也被收归兵部，五军都督府彻底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部门，明军的战斗更是弱得不成样子，不倚着长城，连北边都守不住。
凡在京在外武职袭替优给，都司卫所呈送该府，奏过送兵部奏请定夺。后行奏俱改属兵部。
正德年间，武宗通过宠幸武将江彬、设立两官厅的办法打压兵部的地位，但是随着武宗的驾崩，这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
嘉靖年间，五军都督府仅剩的管理军户屯田的权力被收归户部，五军都督府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成为了武将的荣誉职衔，此后，凡遇征战，武将都由挂兵部职衔的巡抚或总督节制。
明军也正式的弱到任由倭寇欺压的地步，俺答汗也突入了长城，横扫北直隶，以前是战略对峙，现在是战略守卫，给了建奴崛起的机会。
如果不是米柱出现，打压住了建奴，二十二年之后，大明就灭亡了。
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并没有严格划分过武将和文官，统治者对大臣最为看中的其实是文武兼备，唐代甚至还有边帅立功后要入朝为相的惯例，这种情况下，本朝的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但问题是宋代以后，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才有了明确的文官和武将的划分，但是，文官看待战争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武将看待战争更多的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并且在宋代文官的改造下，武将的培养单纯强调武勇而轻视谋略，这种情况下，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会出现问首发
像宋代文官那样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战争的明代文官统领武将们作战时，往往会出现一种尴尬的现象：武将领兵快速投入战斗会被文官指责为轻敌冒进、好勇嗜杀；武将选择等待有利时机再出战会被文官指责为畏敌避战、养寇自保。
这种情况下，武将就成了朝廷的战争机器，完全失去了战争中的主动权，如果统领武将的文官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还好说，一旦文官像杨镐那样，等待明军的就是萨尔浒那样的惨败。
此外，为了防止武将势力抬头，文官们还拒绝一切有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建议，比如万历时期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曾提出过整训明军的计划，结果被掌管国家的文官否决，大明从而错失了最后一次提升军队战斗力的良机。
更加严重的是，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文官轻视武将、武将对文官阳奉阴违。这种情况下，文官和武将在战争中离心离德就成了一种必然，还有一个专用名词呢？叫抚督不和。
正是由于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大明这十几年出现了军事形势由文官的军事素养决定的局面，当出现了像戚继光、李成梁这样的猛人时，尚能稳位，这些将帅不在，建奴和蒙古人就乘机崛起了。
所以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成了压垮大明的第一根也差不多是最后一根稻草，也是轻文轻武政策的核心。